解传裕，男，1936年3月生人，1959年6月1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
退休原单位：校务办公室
现在身体状况：尚可
当我接到《党龄60年荣誉证书》时，有两种感觉。一是厚爱，二是勉励。这使我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，倍感亲切。
七十年来，我们国家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再到富起来的历史性巨变，真所谓忆往昔，峥嵘岁月。
回顾自己入党60年，业绩平平，无峥嵘可言，却有着坎坷及一时迷茫，但值得欣慰的是，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责任。在基层岗位上能尽自己微薄力量努力工作而已。
我是1959年6月，在大连一中高三读书时被吸收入党，今年刚好60年。在入党之前，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，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经历。
一段难忘的经历
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战火烧到鸭绿江边。唇亡齿寒。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的热潮，席卷大江南北。在这片热浪当中，我也报名参军，要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。
我当时还在读初一，还不满15岁。在通知我被批准参军时，我还在教室里参加期末考试呢。当我被允许提前退出考场时，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一闪而过。战争对我来说，是一种模糊概念，而打仗则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厮杀。想到这，便产生一种一闪而过的恐惧感。
几天后，我心平静。学校欢送大会的热浪又燃烧着我，一腔热血又战胜了恐惧。我去兵站报到了。我被委任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6军卫生技校一区队一班班长。
就这样，我们这批100名大连学生兵先丹东、后天津、又通州，经培训先后编入66军野战医院、华北军区第七后方医院、七后一分院、解放军252医院，先学员、护理员至护士等。
1955年6月，我“英勇奋斗”五年，光荣复员回大连。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自豪、永不后悔的一段经历。
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
1955年6月回到大连，我去大连二中申请复读。学校非常欢迎，安排我读初中三年。
一年很快过去。我努力学习，带动班级树立好风气。期末，我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当时正值大连市筹备表彰先进活动，我被命名为“大连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”称号并出席表彰大会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初三毕业时，我被保送到重点中学—大连一中读高中。
我要和党一起去战斗
1957年至1959年在大连一中读高中的这段经历，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三年时间里，作为在校高中学生，我们更多的是参与了如“教育革命”、“大炼钢铁”、“深翻地”“积肥”等社会实践活动。同学们因突然减压的舒畅感而群情激奋，我更是“斗志昂扬”，心中渐渐产生对党的一种向往。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更为关切的，则是社会上有一些人，借机向党进攻，妄图夺取政权。对此，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。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遂向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哥表示：“我要和党一起战斗！”
一个月后，我写了入党申请书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，我读高二，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。
一年后，1959年6月。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。高中毕业后，学校领导决定我留校做党务干事兼做团委工作。
那年我23岁，我的人生之路从此又有了新的改变。
艰难困苦中的思考
1960年8月，我被调往新建的大连二十五中学，任团总支副书记，一直到1966年5月。在这6年时间内，其实在校工作时间不足一年。其间，三年自然灾害一段被调区委参加城市社区整风整社运动，其余一段先后参加了东北局、省委组织的“四清”台子大队试点以及之后全面铺开的先金县后长海县两期“四清”运动。
在如此困难条件下，频繁地政治运动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了农民、海岛上小学教员，他们的嬉笑言谈、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以及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，第一次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，使我增强了今后要真心实意地做好实际工作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性。
痛心疾首的十年
1966年5月的一天，正在小长山岛巡视运动时，突然接到工作队电话：“速回，有重要任务”。回到大连多方打听才得知：省内新设辽南地委，调我去地委文教部工作。
回到家里，母亲不舍地问：“传裕，你真的要去呀？”我说，我去。这是我第二次离开母亲，离开家。五年后，母亲病逝。想到两次离家与母亲分别时的情景以及我的不孝让我万分愧疚。
1966年6月1日，我只身一人来地委报道。6月1日是辽南地委开班第一天，也是“文革”开始的第一天和我在辽南工作的第一天。
一个满怀豪情与几年来政治运动锻炼成就，一身朝气年轻的共产党员，没有想到从此开始了让他痛心疾首的十年“文革”。
三年后，1969年底，辽南地委撤销。地委部分机关干部调往营口市安排。我随之调来营口，与在营口工作的爱人会合，解决了五年两地生活问题。
回首往昔，在辽南的三年其实上没有开展起文教战线的工作，却集中力量抓了如组织学生进京大串联、机关夺权，宝贵时间白白流失。而在营口的七年，有大多数时间是与一所农村小学有关联，那件事情则让我一度陷入迷茫。
松树小学，是一个除正式班级外，还有沟岔生产队设立教学点的山区小学。“文革”前因为教学点的留与撤，大队与公社文教组有过争论。这原本是凡此类学校常有的工作问题。
毛远新知道了这件事，便在《红旗》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》，于是一个贫下中农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典型，名震全国。松树小学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。
省委、市、县委以及驻军都高度重视。纷纷派工作组、宣传队或专人前往松树大队抓典型、保典型。一时党政机关驻村人员达几十人。这些人的吃住成为大队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不久之后，便陆续地先后离开，最后只剩下我们教育部门在蹲点。
松树大队是个穷队，每年二三月开始吃返销粮，生活苦不堪言。我终生不忘房东孙大爷，痛说他被强迫拔下自家院子沿栅栏种的快成熟的十几颗苞米，去队里向毛主席请罪的情景。
在学校蹲点的有我及一位县文教局同志、一位军代表。我们地方的人长年住校。地方同志和贫下中农实行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一年四季早早起床，挑土积肥，常年吃派饭，经常是肚子空空，两腿无力，不久就腿浮肿，身上还长满虱子，每次回家衣服是不准进屋的。
一年过去了，我改常驻为到联系点，一年也要去几次。我对那里满怀深深的同情与愧疚。
松树大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，却依然是穷乡僻壤。松树小学的教学点必须保留，因为有的适龄的孩子到大队上学依然没有适合衣服穿，有的还不得不带弟弟妹妹上学，好让父母安心刨那些散落各处的“掛画地”
各级领导及首长对大队和学校的发展非常重视，非常关心，纷纷派人调查，有的最高首长亲自调查，大家似乎都在想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：我们在这里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1976年春，我带着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问题，离开了松树小学，被派往该县另一个全国闻名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先进单位。
一天，省文教组两位领导来到我的驻地，请我介绍全市农村教育新形势。
这是我的长项。我侃侃而谈2小时，两位领导满意而归。是年5月，市里通知我：借调省文教组筹备全省教育工作会议。这个电话又促我向着北方，告别让我痛心疾首的十年煎熬，开始了又一次改变我人生之路的行程。
心情最舒畅的日子
1976年6月，到辽南地委报道整整十年之后，我继续北上来到沈阳，到省革委会文教组干部处报道。
机关里干干净净、冷冷清清，毫无生气。唯一能够增色的是进进出出地穿着绿色军装的军代表。
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。举国欢庆。
撤销文教组恢复省委文教部。
机关活跃起来了，我们几个借调者决定留下来。
我努力工作。1980年10月被评为文教部先进工作者。
1982年文教部撤销，我被派到省委党校培训部学习。首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。
1984年夏二年毕业，被宣传部接受，任宣传部机关党支（党委）副书记。
自1984年起到1991年春这六七年时间里，我一直担任宣传部机关党支（党委）专职副书记、机关工会主席。部领导的信任、处室领导的助力，机关干部的积极参与配合，使我感到如鱼得水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是我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日子。
为加强机关党的工作，我组织机关同志加强部风建设，加强机关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大讨论，制定了“坚定团结勤奋求是”的部风，连续二年获得“公仆杯”荣誉称号。之后还制定了《省委宣传部关于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》。
1987年6月，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出席辽宁省第六次党代会；
1988年8月，省委命名为“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”称号；
1990年被评为省委直属机关85-90年先进工会主席。
1991年春，由省委组织部、省文教工委调往辽宁教育学院任党委副书记，工作了五年。
1996年春退休。之后，又做了三年辽宁教育学院离退休党总支书记，算是回报组织吧。
回首我60年党内生活的经历，真的是平淡无奇，值得欣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以往曾经有过的郁闷和不解，在理论上、在实践中大多得以解决。
这是因为，我们的党有坚定的信仰、正确的理论，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。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社会实践。
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是我终生的事业。